[Mao Zedong's] Conversation with [Hysni] Kapo and [Beqir] Balluku

和卡博/巴庐库同志的谈话

（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）

主席问：谢胡同志是什么时候来中国的？（答：去年五月。）当时我就曾说究竟是马列主义胜利，还是修正主义胜利？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。我还说过。究竟哪一方面胜利，现在还看不出来，现在还不能作结论。有两种可能。修正主义打倒我们，有可能我们战胜修正主义。我为什么把失败放在第一可能呢？这样看问题有利，可以不轻视敌人。多年来，我们党内斗争是没有公开化的。一九六一年七千人大会，那时我讲了一篇话，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。如果我们不斗争，少则几年，多则十几年和几十年，中国就可能变颜色。这篇讲话没有发表，不过那时已看出一些问题。六一年到六五年期间，为什么说我们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好呢？说的不是客气话，说的是真话。我们过去只抓个别问题，个别人物，五三年冬到五四年斗了高、饶，五九年把彭德怀、黄克诚整下去了。此外，还搞了一些文化界及农村、工厂的斗争，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。你们也是知道的，但都没有解决问题，没有找出一种形式，一种方式公开的、全面的自下而上的揭发我们的黑暗面，所以这次要搞文化大革命。对文化大革命也进行了一些准备。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对吴晗发表批判文章，在北京写不出，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。这个摊子开始是江青她们搞的，当然事先也告诉过我。文章写好后交给我看。她还说：只许我看，不能给周恩来和康生看，不然刘、邓这些人也要看。刘、邓、彭、陆是反对这篇文章的，文章发表后全国转载了，北京不转载。（湖南也未转载，张平化作了检查——有人插话）那时我在上海，我说把文章印成小册子各省打印发行，就是在北京不打印发行，彭真通知出版社，不准翻印。北京市委是水也泼不进，针也插不进。现在不是改组了吗？还不行，还得改组。当发表改组市委时，我们增加了××个卫戍师，现在是×个卫戍师。以前×个师是好的，但太散了。现在红卫兵帮助我们，但也有不可靠的，有的戴黑眼镜、口罩，手里拿着棍子、刀到处乱捣，打人、杀人，杀死了人，杀伤了人。这些人多数是高干子弟。如贺龙、陆定一的女儿。所以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。六五年十二月解决了罗。六六年六月一日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广播了，八月红卫兵出现发动了群众。去年聂元梓写的一张大字报，当时我在杭州，一天我看到这张大字报，我打电话给康生、陈伯达，要广播这张大字报，这样大字报就满天飞了。清华、北大两附中写了两件材料，我看了，八.一我写信给这两个学校的红卫兵，后来红卫兵大搞起来。八.一八我接见了几十万红卫兵，接着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，我写了一张二百多字的大字报，当时就从中央到地方，一些负责人反对学生运动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，搞白色恐怖，这样才揭发了刘邓的问题，现在双方正在决战，还未解决，今年三、四月可能看出眉目，解决问题可能到明年三、四月份，也可能更长一些的间。好几年前，我就要洗刷几百万。那是空话，他们不听话嘛！毫无办法。人民日报夺了两次权，就是不听我的话，我去年就声明人民日报我不看，讲了好几次他就是不听。看来我这一套在中国不灵了，因为大中学校长期掌握在刘邓陆手里，我们进不去，毫无办法。

我们党内暴露出来的问题，可以分几部分人：

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，民主革命时期可以合作，打倒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他是赞成的，打倒官僚资本主义他也是赞成的，打倒民族资产阶级他就不赞成了。把土地分给农民他是赞成的，合作化他就不赞成了，这一批有的是所谓老干部。

第二部分是解放后才进党的人，有百分之八十解放后才进党的，其中一部分当了干部，有的当了支部书记，县委书记。

第三部分是收留下来的国民党。这些人有的过去是共产党，以后叛变了，登报反共。那时不知道，现在查出来了，他们不拥护共产党，反对共产党。

第四部分是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、资产阶级子弟，解放后他们进了大学，掌握了一部分权，不都是坏人，有的是站在我们这方面的，但有些是反共的。总之坏人在中国不多，大概也不过百分之几，如地、富、反、坏顶多百分之五，约三千五百万人。他们是分散的，分散到各农村，城市和街道。如果集中到一起，手中拿了武器，那就是一股大敌了。他们是灭亡了的阶级，其代表人物在三千五百万人中顶多不过几十万，也是分散的。所以大字报、群众运动、红卫兵一出来，他们就吓的要死。

大学生有很大一部分我是怀疑的，特别是文科。不搞文化革命他们就要变成修正主义分子，搞修正主义了。文科不能写文章，哲学不能解释社会现象，还有经济学，可多呢！现在看来有希望，斗得很厉害。

群众都发动起来了，什么坏东西都可以扔掉。巩固无产阶级专政，我们是乐观的。从去年，我和谢胡同志谈话时，比较乐观些了。

（卡博同志说：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巨大胜利。）

现在只能讲取得了相当的胜利，到明年这个时候，可以这样说了，但是我们也许被敌人打败，打败就打败了嘛，总是有人革命的。有人说，中国爱好和平，那是吹牛，其实中国就是好斗，我就是一个。好斗，出修正主义就不那么容易了。

（卡博同志说：不搞斗争是不行的，不然革命怎么实现呢？）

就是吆！中国搞修正主义不像苏联那么容易，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，受压迫一百多年。我们的国家是军队打的，学校原封未动，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有的是委派去的，如曹荻秋、陈丕显不是派去的吗？以后选举的。选举我是不相信的，中国有两千多个县，一个县选举两个就四千多，四个就一万多，哪有那么大的地方开会？那么多人怎么认识？我是北京选的，许多人就没有看见我么！见都没见怎么选呢？不过是闻名而已，我和总理都是闻名的。还不如红卫兵，他们的领导人还和他们讲过话呢：红卫兵也是不断分化的，夏季是革命的，冬季就成了反革命，夏季是少数，冬季就由少数变成了多数。“井冈山”、聂元梓受过压迫，很革命，去年十二月份到今年一月份分化了。但不管怎样，总是好人多。现在流行无政府主义，怀疑一切，打倒一切，结果弄到自己头上了，不行的。不过斗来斗去，错误的人总是站不住脚的。街上有打倒×××、×××的大字报，打倒×××、×××的大字报就更多了。×××是×××，管好几个部，××部要打倒他。打倒××是××军区司令部的提出来的，过几天自己就被打倒了，但是有条永远的真理，那就是绝大多数党、团员和人民是好的。